唐墓不断出土船形陶灶
在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我们看到这里收藏着多件船形陶灶。以某馆藏唐代船形陶灶为例，该灶长26.1厘米，宽11厘米，高11厘米，灶前端设有阶梯状挡火墙，灶门呈方形，灶腹微鼓，灶尾尖而上收，出烟口呈喇叭状，灶面有两个火眼，并置有锅具，生动形象地反映了古人的生活场景，从中我们也可推见古人的炊煮方式。
“就当前考古发现来看，各地出土陶灶形制各异，有长方形、马蹄形、曲尺形，也有船形的。其中的船形陶灶，普遍流行于长江中下游流域，其最早见于江汉地区，而后又盛行于吴越地区。随后逐渐南移，这其中，就包括了我们现在的闽南地区。”林瀚表示，所谓“厚资多藏，器用如生人”，古人善于用现实生活来为亡者构造地下世界，形态各异的船形陶灶，有助于我们了解古人使用炉灶的真实状况，以及他们对饮食的重视程度。
多姿多彩的唐朝船形陶灶
内坑吕厝唐代船形灶(资料图)
据介绍，在泉州，目前所见明器中的船形灶，多见于唐代墓葬中。1955年1月22日，安溪在兴修澳江水利工程时，就发现了一座唐代墓葬，其出土文物中，就有船形陶灶一件。
1960年10月，泉州市西南郊江南公社奇树村发现4座唐墓，在1号墓内出土船形陶灶1件，长17厘米，高6厘米，表面为青灰色，单锅;2号墓也出土船形灶1件，形状与1号墓相同，长9厘米，高5厘米，表面呈青灰色;3号墓中亦出土船形灶1件，长18厘米，宽8.5厘米，高7厘米，形制与1、2号墓相同，惟灶有双锅，灶表面呈砖红色，质地坚硬;4号墓同样也出土船形灶1件，形制与1、2、3号墓相同，惟器形较大，为双锅，表面略呈青灰色，长22厘米，宽9厘米，高6厘米。
1996年3月，在惠安县螺阳镇东风村上村出土的唐墓中，也在墓室内发现了一件泥质红陶船形灶，灶长14.2厘米，通高10.9厘米，灶孔上分置大、小釜各1件，大釜上还置有一甑，靠大釜的一端有挡火墙，底端开拱形火门直通后面排气孔。甑口微敛，斜直壁，底部有9孔圆形箅。
2003年12月，在泉州河市镇梧宅村发现唐代贞观廿二年(648年)墓葬一座，墓中出土船形灶一件，有残损，长21.4厘米，宽11厘米，高7.3厘米，陶灶为红沙陶质地，无釉，灶身上置一口盆形釜，灶口上部起圆形风火墙，尾部有出烟孔，底呈微平的马鞍形。
2010年9月，在晋江市内坑镇吕厝村北区发现一座券顶砖室唐墓，出土了1件完整的船形灶，长21.7厘米，宽10.4厘米，高8.5厘米，灶台平面呈船形，悬空式灶门，灶门上端呈齿状，灶面微凹，上有两个灶眼，灶后端有翘起的烟孔，灶眼上置有一套釜、甑，釜为尖唇、撇沿、口微敛、鼓腹、圆底;甑为敞口、斜腹、平底，底中心有镂孔。
唐晚期船形陶灶
形态各异的唐朝船形陶灶
展现古代饮食习俗风貌
大量船形陶灶的出土，说明泉州唐代墓葬对于船形陶灶有着非同一般的偏好。“从这种船形陶灶的出土分布地点及形制上来看，也当与古代吴、越人的生活习性有关，尤其是濒海近水的生活环境，正好投射到他们的墓葬规制上，从而使其陶灶形制有别于中原地区。”林瀚认为，船形灶的演变过程应该是这样的：首先是中原汉人在明器中使用了陶灶，后来这个传统影响到长江流域，被江汉地区所吸收，再顺着长江辐射到吴越地区，这片地区结合当地的传统，将船的形状附到陶灶上，形成了我们现在看到的船形灶。
郑州大学历史学院讲师朱津认为，吴越地区在两汉时期较为富庶。船形灶在该地区的流行，与长江中下游流域的生业方式有密切关系。《史记·货殖列传》载:“楚、越之地，地广人希(稀);饭稻羹鱼，或火耕而水耨，果隋蠃蛤，不待贾而足;地势饶食，无饥馑之患;以故呰寙偷生，无积聚而多贫。”由此可知，当时楚、越地区的人们以水生之物为生活来源，因而船在人们的生活中与“生养之本”的灶有着相同重要的地位。故此，江汉与吴越地区流行船形灶也就不足为奇。
古越人素以狩猎、捕鱼为生，并熟习驾船，《越绝书》有言：“夫越性脆而愚，水行而山处;以船为车，以楫为马;往若飘风，去则难从”。《汉书·严助传》中，也从多个角度提到当时闽越土著的生活习俗：“越非有城郭邑里也，处溪谷之间，篁竹之中，习于水斗，便于用舟，地深昧而多水险”。“入越地，舆轿而逾岭，拖舟而入水，行数百千里，夹以深林丛竹，水道上下击石，林中多蝮蛇猛兽”。这些细致的描写，生动地反映了闽越先民生活在丛林溪谷之间，善于在河川中驾船行舟的生活习性。而泉州船形陶灶在墓葬中的运用，印证了古代闽人对于船、灶的依赖。同时，还反映出了古代饮食的一些风貌。譬如，釜、甑等的利用。“釜”是一种器物，圆底而无足，可以用来煮、炖、煎、炒等，而甑是古代蒸食的用具。这些器具在船形陶灶上的出现，说明当时泉州人在饮食方面已经很讲究了。而挡火墙、排气孔、出烟孔等的设置，则展现了炊具改良方面的成果。
形态各异的唐朝船形陶灶
形态各异的唐朝船形陶灶
了解舟船文化的深层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