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元祐二年（1087年），泉州市舶司在泉州城南晋江江畔处设立，一段波澜壮阔的泉州海洋对外贸易的繁荣岁月由此拉开帷幕。隔着湮远的时光，泉州宋元时期“市井十洲人”的贸易盛况已无法触摸，从远渡重洋到中国的马克·波罗看到并记录下的“刺桐港是世界最大港之一，大批商人云集，货物堆积如山，的确难以想象”中仍能感知一二。破译“东方第一大港”繁华的密码，要从执掌国家海洋贸易事务大权的泉州市舶司说起。
市舶司遗址考古发掘现场及出土文物 （申遗中心供图）
存续近400年
兼具海关、招商、外交等职责
时针拨回北宋元祐二年，市舶司的设立，使泉州正式成为开放的国家对外贸易口岸。“虽然早在南朝时，泉州海外贸易就开始发端并逐步兴盛，即使到北宋初年，泉州已成为仅次于广州的全国第二大港口，但泉州人到海外贸易仍须到广州或杭州、明州（今宁波）这两处市舶司‘请给官券’，有诸多不便。”原泉州海交馆研究员李玉昆考证历史说。市舶司的职责，根据《宋会要辑稿》载：“掌番货海舶征榷贸易之事，以来远人，通远物。”换种通俗的说法，就是主要承担发放商贸许可证、查验商船、征收关税、代表官方采购舶货、储存或出售征得的货品、转运货品或货币至都城、接待外国使节等，兼具海关、招商、外交等重大职能。
有了专门管理海洋贸易事务的官方机构，意味着泉州成为国家法定口岸，经此发舶和登岸的中外客商纷至沓来。到元代，为招徕更多外商，泉州还实行优惠的低关税政策，其他港口“蕃舶货物十五抽一”“惟泉州三十取一”。也因为这样，元朝时，泉州海外贸易空前繁荣。马可·波罗在这里看到“船舶往来如织”“货物堆积如山”；摩洛哥旅行家伊本·白图泰也说，泉州港大舶百数，小船不可胜计。
为了发展对外贸易，每年市舶司官员到九日山参与航海祈风典礼，一年冬夏两季，祈佑海上商舶顺风平安。如今，九日山上10方祈风石刻显示祈风典礼的“官方属性”，佐证了市舶司制度下国家力量对海洋贸易的倡导和管控。
宋元时期，泉州的海外贸易与社会经济发展达到鼎盛。“下了桥就是水关，现在的舶司库巷，就是当年市舶司的仓库，与附近几条巷连成一片，可见当年市舶司范围有多广，往来报关的货物之巨。”泉州文史专家刘志成说。市舶司建立后，凡涉洋经商船只及货物往来，可用小船，溯晋江，沿破腹沟、过水关，入濠沟直达市舶司报关。今天遗址内仍保留着舶司库巷、马坂巷、水沟巷、鹊鸟桥等包含历史信息的地名。
“涨海声中万国商”正是黄金时期泉州港的生动写照。市舶司的运行，使得泉州与海外贸易市场形成了稳定的关系，中西方交流由经贸延伸到文化、社会、宗教方方面面。泉州港与近百个国家和地区有贸易往来，政府曾以泉州作为我国海外交通计算航程的起点，出口的大宗货物有丝绸绢缎、瓷器、茶叶、铜铁制品等；进口货物有各色香料、胡椒、宝石、珍珠、象牙、犀角等。
泉州港的繁盛最直接体现在源源不断的财政收入上，据李心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中说，南宋绍兴末，泉州市舶司的岁收入每年大约在百万缗上下，约占南宋全部财政收入的近五十分之一。
遗址重见天日
或为我国唯一保存的古海关遗址
走进市区水门巷，一方刻有“泉州市舶司遗址”字样的石碑静静伫立。地面早已没有市舶司的踪影，后人只能在碑前瞻仰，想象早已深埋地下的古海关的宏伟景象。泉州市舶司的遗址范围多大？除了大量文献外有哪些实体文物可以印证泉州市舶司的存在？ 一代代人对于古海关的好奇，在市舶司遗址的考古和发掘后找到答案。
生于1970年的汪勃，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江苏工作队队长、扬州唐城考古工作队队长。从接受泉州城考古发掘的任务开始，他的工作轨迹就与泉州古城紧密相连。为了探寻宋元市舶司遗址所在，2019年8月至9月，汪勃带着考古工作者开始在马坂巷、洪厝山一带进行考古勘探调查，先后布设探沟、探方，开始考古发掘工作。同年10月，开始泉州市舶司遗址的探寻发掘，揭露出来了铺砖地面、铺石等遗迹。2020年5月至11月，在原人民电器厂院内布设探方再次开始考古发掘，揭露出铺砖地面和石墙、石墩、石构、鹅卵石铺面等宋元时期建筑基址，出土了花卉纹瓦当、脊兽、文字砖等建筑构件，还有包括越窑青瓷、龙泉窑青瓷、景德镇青白瓷等较高档陶瓷器16551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