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色的底版，意象纯净、安详、广阔。福船，装满梦想，起航。层叠起伏的波涛，承载奔涌的激情，薪传不绝。一处港湾，一湾帆樯，一片云彩，一座丰碑，融合成一汪文化的海洋，弥散古香的线装书里，有西域的风。从汉代“旧交趾七郡献转运，皆从东冶，泛海而至”的福州港，到元代的“东方第一大港”泉州港，到明代的漳州月港，回音壁上，历史的潮声，仍然唱着滔滔向前的歌。
18世纪，中国的日用物品、家居装饰、园林建筑及生活礼俗一度风靡欧洲，形成一种特殊风尚，人称“中国热”。福建的茶叶、瓷器由此进入欧洲人的日常生活。
“茶的英文名‘Tea’，正是由厦门方言‘Te’转音而来的。”省文史研究馆馆员卢美松说，在18世纪英国的一些诗刊中，武夷茶名也被当作诗的韵脚，可见武夷茶当时已被铭刻在英国人的心坎里。而早在明代，德化生产的象牙白瓷已流传到欧洲，受到欧洲鉴赏家的高度评价，号称“中国白”。
历史上，福建是中国大陆重要的出海口。唐宋以来，福建“海丝”贸易长盛不衰，海外文化交流日趋活跃，从而成为福建历史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特别是在宋元时期，随着中国航海技术的进步及当政者的重视，福建的海外贸易高度发达，东至日本、朝鲜，西达印度、波斯、中亚细亚乃至非洲东海岸，南抵东南亚诸国的广袤区域，都与福建有着长期的贸易往来与文化交流。元代的泉州，不但是世界著名的贸易港，更被后人誉为“世界宗教的博物馆”，恰与宗教战争盛行的欧洲中世纪末期相对应。
即便在明清朝廷准许的为数不多的海外交往中，福建依旧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明朝准许开放福州口岸，单独与琉球国进行朝贡贸易；明隆庆元年（1567年），朝廷在漳州月港（今海澄）部分开放海禁，月港遂成为当时中国对外贸易的一个窗口，福建与东、西洋的交往更加频繁。
明初郑和七次下西洋，每次都在福建长乐太平港候风放洋。在下西洋的队伍中，绝大多数官兵是从京师、直隶和福建3个地区的卫所中抽调而来的。“福建官兵熟悉水性，适应海洋军旅生活，成为舰队的主力军。”卢美松说，郑和的副手王景弘是福建宁洋（今属漳平）人。郑和七下西洋，病逝于印度古里，是王景弘率船队归国的。后来，他还单独率船队第八次下西洋。王景弘与郑和一样，都是中国历史上伟大的航海家、外交家。
郑和舰队的许多船舶是在福建建造的。清道光《重纂福建通志》记载：“（明）永乐七年（1409年）春正月，太监郑和自福建航海通西南夷，造巨舰于长乐。”
古代福建盛产松、杉、藤、棕、铁、生漆、桐油、苎麻、蛎灰等物料，为造船业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物质基础。春秋战国间，一部分吴越人流徙入闽并带来先进的造船技术。到了秦汉时期，闽越族即擅长制舟和驾舟。西汉景帝三年（前154年），吴王刘濞遣人在今长乐造船，所在地因而得名“吴航头”。三国时期，孙吴在今福州设置典船校尉，又在今霞浦设置温麻船屯，所造海船有五层舷板，故此得名“温麻五会”。东晋末年，卢循义军创制新船型“八艚舰”，此即后世所谓的“水密隔舱”结构。义军残部浮居闽南沿海，又造出“了鸟船”，后经改进演变，成为福船的早期雏形。
福建造船技术长期居于全国前列，直至明末清初，泉州、漳州一带的海船制造技术继续发展，郑成功一家三代所拥有的海船在当时不仅船体巨大，而且性能优越，多次打败当时海上强国荷兰人的殖民舰队。
明代福建的官营和民营造船遍布于滨海区域和内河流域，福州、兴化、泉州、漳州、福宁等滨海之地则是造船业的中心地区。按照明朝政府规定，如新造海运船只，须在产木、水便的地方，差人打造。福州由于闽北木料沿闽江而下，不仅成为全省战船建造中心，而且也是官用民船的建造基地。
著名的郑和宝船就是采用福建沿海一带常见的福船船型。福船尖底、阔面、水密，适于深海远洋航行，为当时中国航海木帆船的四大船型之一（另有沙船、广船和鸟船），亦是中国海上丝绸之路的主力船型之一，明朝出国使臣（如册封琉球使）乘坐的官船均为福船型海船。
郑和舰队在长乐太平港休整期间，船上的火器、弓弩、刀牌等兵器多由福建都司辖下的3个“成造军火器局”提供。出征人员多达2．7万人，后勤人员也相当可观。他们在太平港驻扎，要消耗大量粮食；出征后还要带上足够两年使用的日用品（粮食、盐、糖、油、酱、茶、酒、烛、炭等）。这些物资有一部分是福建地方提供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