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期间的郑振铎。
陈福康先生在温州市图书馆讲述郑振铎抢救中华文献的故事。 赵天慧 摄
“这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而且取得了伟大的胜利, 一举扭转了中国珍本外流的严重局面。”上周日下午，上海外国语大学文学研究院中国文学研究所所长陈福康做客温州市图书馆，为市民讲述了温州文化名家郑振铎在抗日战争时期抢救国家珍贵古籍文献的英勇事迹。
郑振铎（1898～1958），原籍福建长乐，生于温州，长于温州。著名文学家、翻译家、历史学家、文献学家，亦是中国新文学运动的先驱和主要领导者，堪称二十世纪文化大家。
现年65岁的陈福康，潜心从事“郑学”研究四十多年，著有《郑振铎年谱》《郑振铎论》《郑振铎传》等。他告诉记者，自己是在上世纪70年代，读鲁迅文集的时候，接触到郑振铎，进而对其心生敬意并走上了研究郑振铎之路。“今年是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希望通过重温这段鲜为人知的历史，来缅怀这位爱国志士。”
不惜代价抢救古籍孤本
结合郑振铎的著作《劫中得书记》《跋脉望馆抄校本古今杂剧》和《西谛书话》，以及研究保存在中国国家图书馆和台湾有关图书馆当年的书信、报告、档案，陈福康大致还原了郑振铎抢救中国古籍文献的始末。
1937年，日本侵略军占领北平、上海，随后东南各省也相继陷落。当时在书香之地的江南一带，许多著名的藏书楼在战火中被毁，那些经过数代经营和积藏的珍本典籍，损失惨重。即便是侥幸保存下来的文献，也大多被后人拿去变卖以维持生计。时任上海暨南大学文学院院长兼中文系主任的郑振铎对此非常痛心，特别是当他看到路透社发自华盛顿的一篇电文——“中国珍稀图书，现在源源流入美国，举凡稀世孤本，珍稿秘藏，文史遗著，品类毕备，将来研究中国史学与哲学者，将不往北平而至华盛顿，以求深造。”
这一发现让郑振铎大吃一惊，他认为如不及时抢救，将来“史在他邦，文归海外，奇耻大辱，百世莫涤……”于是，他先是花光自己所有的积蓄买书，然后向朋友借，或向书贾欠账，甚至把不太重要的藏书卖掉一点，再去买重要的书，用他自己的话说，是“挖肉补疮”。
时局的变动让郑振铎的古籍收藏变成了一场救书行动。这场行动中，最具“戏剧”色彩的莫过于他收购《脉望馆钞校本古今杂剧》的曲折过程。
《脉望馆钞校本古今杂剧》是明代藏书家赵清常历时三年抄校而成，包含了64册共242种杂剧，是收录古代戏曲最多的珍本秘籍，现藏于中国国家图书馆。
1938年5月，藏书家陈乃乾告知郑振铎，苏州书商杨寿祺发现了该书的前32册，售价3000大洋。郑振铎一边将此消息电报给政府教育部的卢冀野(郑振铎原暨大同事，词曲专家)和北平图书馆副馆长袁同礼，一边多处筹款，次日即携千元赶到苏州，交与杨寿祺。杨不仅允诺取书，还告知郑，另外32册在古董商人孙伯渊处，自己也可代为购买。郑振铎喜出望外，又忙着回去筹款。不想，当他再去，竟被告知前32册书也已被孙伯渊购去。孙将全书合璧以为奇货，竟是非万元不肯出手。这般天价实在让郑振铎无力承担。好在卢冀野传来消息，说由教育部出这笔巨资。虽然如此，但拨款难到，最终郑振铎找暨南大学代理校长程瑞霖筹足款项，又经陈乃乾从中“作伐”，以9000大洋将书完整购下。
郑振铎事后自况：“当时取到书的时候，简直比攻下了一座名城，得到了一个国家还要得意。”的确，在这部《脉望馆钞校本古今杂剧》里，有一半是湮没几百年的孤本，很多还是稿本、抄本，没有刻印过。后来，郑振铎在《劫中得书记》中高度评价该书被发现的价值：“这宏伟丰富的宝库的打开，不仅在中国文学史上增添了许多本的名著，不仅在戏剧史上是一个奇迹，一个极重要的消息，一个变更了研究传统观念的起点，而且在中国历史、社会史、经济史、文化史上也是一个最可惊人的整批资料的加入。这发现，在近五十年来，其重要，恐怕是仅次于敦煌石室与西陲汉简的发现。”
而作此评价的远不只他一人。在郑振铎和时任商务印书馆董事长张元济之间的往来信件中，张元济提到《脉望馆钞校本古今杂剧》是绝世之“国宝”，万不能任其流到国外。他还提出，为了保存孤本，必须把这部书转化为铅印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