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代掌门的兴衰之路——王顺兴信局系列二
1912年，王世碑去世之前，已将经营权传给了子侄辈王为针、王为奇堂兄弟。
在王宫，流传着这样一句话：“到王宫，没有听到王为针敲银的声音，肯定会走霉运！”这句话说的正是泉州最早、规模最大的侨批局——“王顺兴信局”当年的盛况。据《晋江市志》记载，1936年对“王顺兴信局”进行查阅统计，该局1930年至1935年逐年银信含汇票业务量大银100万元，相当于每年收送银汇人民币1亿元。
“王顺兴信局”的兴旺，不仅代表着泉州邮政、银通的发展史，也标志着中华泉州海丝之路的发展史，更是一部亮丽的中国华侨史。
南洋历史，海丝奇迹
自汉代以来，中国到南洋、印度的航线已被开通。其间，商贸往来已逐渐形成，并且，有许多中国商人客居他乡，南洋华侨有了雏形。
而后，大约于唐宋年间，由于航海技术不断进步，造船业发达，已经具备了中国人远洋海外与定居的能力。加上商贸不断发展，促使海外市场扩大，双方往来的交流增多，于是，移居海外的中国人，日益增加。
另外，由于唐、宋末年的战争与政权更替频繁，许多颠沛流离的中国人想寻找一个更和平的居所，于是，向海外移民寻求安定，便成为中国人迁居海外的另外一个原因。避难移民，也就成为中国古代早期移民的另一个主体。元至明代中期，由于远洋业的进一步发展，海上丝绸之路得以进一步拓展，中国人移居南洋等地的人数，进一步增加。
据相关记载，由于战争原因以及元朝注重对外贸易的政策，躲避战乱及出海贸易的商人，几乎不受限制，在整个元朝统治期间，曾经出现过数次移民高潮。到了明朝，海外华侨已经遍布南洋，形成特定的侨居群体。至明代年间，大量的商人、手工业者、农民，再次大规模移居南洋。此次移居，有力地促进了南洋的经济发展，多数移民侨居在海上交通和贸易较为发达的地区，为当地的经济发展，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明代中叶至鸦片战争的300年间，资本主义思潮逐渐在中国萌芽。中国人走出海外，接受、建设海外，又形成新的移居潮流，移民海外的人数再次迅速增加，出现了侨居区，产生了华侨社团组织，并保持了中国的传统文化和生活方式，华侨社会初步形成。
顺兴信局，泉州海丝
正因如此，使得泉州“王顺兴信局”，有了充分发育的土壤。
泉州，是中国首批公布的24个历史文化名城之一，也是中国最著名侨乡，据不完全统计，目前祖籍泉州的华人华侨，已经超过750万。正是具有这些良好的海外基础，“王顺兴信局”才会在邮政起步与发展期间，迅速形成自己的“侨批业”，并得到良性发展。
自光绪二十六年（1898年）王世碑创立信局以来，目前发现最早由“王顺兴信局”发出的，是两个盖有1909年的“王顺兴信局”戳记的信件。此份信件充分证明了，“王顺兴信局”在泉州、在中国邮政史上的地位。
这封信件的戳记中，盖有“在泉办理邮政分局并收闽信”的字样，充分证实了“王顺兴信局”早已正式向大清邮政官局“挂号”，并申办了营业执照，从而成为厦门邮政总局在泉州的一个“分局”，不但可以经办海外银信，还可以兼办国内邮政业务。而此时，王世碑已是暮年，并已将邮政的经营、管理权，交给两个子侄辈——王为针与王为奇。
世界资本主义的兴起与中国传统儒家思想的传承，使得海外华人一边拼命赚钱，一边把自己的劳动所得，通过各种渠道，源源不断地流向中国，这其中，自然也有交流问候的书信。在二十世纪的上半叶，政治、军事动荡不安的年代里，一封家书，抵得上万金啊！
“王顺兴信局”发展最为兴旺的时期，是二十世纪一二十年代至三十年代的初期。据《晋江市志》记载，1936年对王顺兴信局进行了查阅统计，该局1930年至1935年逐年银信含汇票业务量大银100万元，相当于每年收送银汇人民币1亿元。这个数据非常惊人，而如果“王顺兴信局”不是1930年遭受土匪洗劫，那么，其生存空间应该会更大的。
在奇园的大楼里，摆放着一张低矮的木桌，上面嵌着一块大理石板，这是王顺兴信局用来整理华侨托运回乡银条的桌子，也叫敲银台。泉州王宫乡的老人们一直流传着这样一句带有调侃性的口头禅——“到王宫，没有听到王为针敲银的声音，肯定会走霉运的！”这句话，虽然有点夸张，但足见当年“王顺兴信局”的经营盛况，绝对是空前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