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初秋的午后，我沿着晋江岸边漫步，任海风轻轻吹，看江水徐徐流。来到法石村地界时，两座古码头映入眼帘，远看很一般，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等走近，细读了碑文之后，方知一座叫“文兴码头”，另一座叫“美山码头”。码头的基础、石墩台、泊位、驳岸、建筑遗址及周边出土的文物都年代久远，一层层历史烟云后面的宋元时期。
文兴码头上立着一座宝箧印经塔，四面雕刻观音佛像，还阴刻着“佛”“法”“宝”“僧”的字样。美山码头在晋江沿江处筑就石构墩台，以一丁一顺的交替叠砌方式建造，墩台两侧设有一南北走向的石构斜坡式通道，向南延伸入江中。墩台的台基由下而上渐次内收，外侧呈斜状，便于大船深水停泊。当地人习惯称这两个码头为江口码头。
眼前这貌似普普通通的江口码头，曾经是当年的“海上丝绸之路”起点之一，经历了海上贸易非同一般的年头。小小码头承载了当年庞大的“海丝”贸易船队的停泊与货物的集散，是宋元时期“涨海声中万国商”的一个重要出海口和转运站。文兴码头上的宝箧印经塔，是人们心中的“神塔”。每年农历二月、六月、九月的十九日，这几天是观音菩萨生辰、成道、出家的日子，村里人都会来朝拜这座石塔，祈求海上航行平安。每当航海人返航时望见石塔，心里就格外的踏实，它意味着很快可以平安靠岸，与家人团聚了。
晋江千年不歇，日复一日地奔流。长年的水流冲积，江中泥沙沉淀，已然堆起一个小岛，岛上高楼林立，成了“海景花苑”新天地。受淤积滩涂挤压，河道变浅变窄。当年江阔天空的水面上，而今架起长桥，雄伟的造型和流水般奔驶的车辆，组成了一道壮观的风景。江口古码头仿佛累了，卧在江边大桥下安静地歇着，面对着这江海交汇处的潮起潮落、云卷云舒。
古码头与现代大桥的交织，牵起了千年时空。面对脚下这条古老的晋江，我的思绪如同川流不息的江水一样，流进大海，流进久远的年代。朦胧的眼前呈现出那古码头的韶华年代，于是，一幅“海上丝绸之路”的长卷便在脑海里徐徐展开……
名城泉州濒临东海，泉州湾、深沪湾、围头湾三湾拱卫，并有12个港口点缀其间，素有“三湾十二港”环绕之说。古时，泉州城遍植刺桐，开花时颜色红艳，让人过目难忘，因而现在的泉州被人称为刺桐城，推而广之，港口亦成了刺桐港。两座古码头所在的法石港，被称为江口码头，在刺桐港的12港中最靠近泉州城区。
区位如此优越的港口，为古代交通提供了便捷条件。据史志记载，泉州港与海外的交往历史，最早可追溯到南朝时期。在公元6世纪初，泉州人已开始与国外交往，当时便有大船通航到南海诸国。印度僧人拘那罗陀，于陈武帝永定二年（558）和陈文帝天嘉六年（565），两次抵临泉州，在泉州西郊九日山上翻译《金刚经》，后从泉州乘船，到棱加修国（今马来半岛）和优禅尼国（今印度）。
唐代中叶爆发“安史之乱”，中原西北藩镇割据，导致通往西域的道路被阻，“陆上丝绸之路”停滞，中外经济交流活动由陆转海，“海上丝绸之路”由此兴盛。泉州地处中国南北海岸中点，连接东西两洋航道，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使之成为“海上丝绸之路”重要港口，与广州、扬州等并列为我国对外贸易的大港口。唐王朝特在泉州设参军事，管理海外交通贸易事宜。
唐代福建造船业也很发达，福州、泉州两地尤为蓬勃，所造泛海大帆船具有五层甲板。唐天宝年间，泉州所造海船“舟之身长十八丈，次面宽四丈二尺许，高四丈五尺余……可贮货品两至四万担之多”。
那个时候，泉州通往南海的远洋航线，经海南的西南沙到新加坡海峡，过苏门答腊，穿马六甲海峡，横越印度洋，到斯里兰卡，再向西航行到波斯湾的幼发拉底河口，搭乘小船沿波斯湾西海岸抵达亚丁附近。唐武德年间，伊斯兰教四大员到中国传教，三贤四贤来泉，卒葬泉州，墓称“圣墓”，如今仍保护完好。
到了五代十国初年，“三王”兄弟由豫入闽，王审知的二兄王审邽任泉州刺史。他主政泉州期间大力支持海上贸易，鼓励泉州人走出去，也欢迎外国人来泉州。频繁的海上交流，深深影响了泉州民众的习俗和信仰。王审邽逝世后，其子王延彬接替做了泉州刺史。王延彬早年曾负责管理港口，人称“泉府官”。主政后，致力于扩展海港，开辟新航道，挖掘港口航运和贸易潜力，推动了地方经济发展，受到官方和百姓的赞许，赢得了“招宝侍郎”的赞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