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4-08-28 23:55 | 栏目：法治 | 点击：次
听说记者要来采访，91岁的新疆农业大学退休教授赵震宇早早就等在楼下。因为有时间，他不忘四处看看，发现楼下的小花园里一些草花患上了白粉病。多年的习惯，让他顺手采摘到几片标本，拿在手里。
“这样的标本以前没有看到过，非常完备，很难得。”精神矍铄的赵教授笑着说。
65年前，26岁的赵震宇大学毕业。响应国家的号召，到祖国最艰苦的地方去，他来到成立不久的新疆农业大学农学院，开始了自己的执教生涯。
“那时候作物病害这门课没有人教，我学的又是长江流域的作物病害，对北方作物病害了解不多，对新疆作物病害更是一点都不了解。我就找资料，也没有。那就采用最笨的办法，去天山南北自己采撷，自己分析标本，用所学的知识自己编写教材，站在讲台上给学生们讲解。没想到的是，这一教，就教了65年。一辈子坐在显微镜前，现在还在看‘菌’，丢不下了。”赵教授说。
为了给学生讲好课，赵教授就自己编写教材，用钢板刻写印好，发给学生。
“当时我们都是冬季上课，其他生产季节都在基层进行生产。当时我在基层单位做团长和政委的生产顾问，天天跟着团领导去生产一线。这给我采撷标本带来了极大便利，也让我对新疆本地作物病害有了更多认识与了解。所以编写教材很顺利。”
说到这，赵教授拿出一本发黄、薄薄的小册子，是新疆人民出版社1963年出版的《新疆林木病害》。他指着这本小册子说：“这就是当年根据我的教案出版的第一本关于新疆作物病害的书，也成为当时唯一的关于新疆林木病害的书，许多同学都是看着这本书上完大学四年的。”
这个小册子里，每种病害都有描绘很细致的图谱。赵教授笑着说：“这些图都是我自己画的。过去上课时，没有图怎么行，我就手绘，一张张地展示在学生面前，让他们清晰地看到作物病害的模样。有作物的图，也有显微镜下病害的图，相互配合着看，就更清晰了。现在好了，图都用照片替代了。所以后来我就学照相了。我学照相不是为了拍得好看，而是为了拍得更清晰。”
平时给学生上课，假期就深入到天山南北采撷植物标本，从没有休过一个假期。每次出门，赵教授都会随身带着一个显微镜，发现新的植物病害标本，立即观看，做好记录。回到学校后，再查资料，仔细观看，最终确定这些真菌的名称与性质。
“我来学校工作后就拿到一台18世纪瑞典生产的小显微镜，它是50年代学校从上海买来的二手货，它跟随我40多年。每次出野外，它都是我必备的工具，帮了我很大的忙。”赵教授说。
“你到现在用了多少显微镜？”“数不清了。我家现在这台显微镜是1997年买的，一直在我手边，天天用它看植物病菌。”赵教授笑着说。
从最初为了解决生产中存在的问题，关注林木常见多发病害防治，到后来转入新疆植物原真菌分类研究，赵教授把自己的研究方面紧密地联系到新疆这片土地上，发现世界新真菌种30个，新记录到只在新疆发现的真菌上千种，解决了众多植物病害问题。他先后开设了《林木病理学》《植物病原真菌学》等多门课程，参加全国统编教材《林木病理学》一书的编写，该教材1987年获林业部优秀教材一等奖和国家教委优秀教材奖。
“我是1997年正式办理了退休手续，但其实没有退休。因为这门课没人教，我还得站在讲台上。2004年，我又被兰州大学聘去，给他们讲了两年的植物真菌课。”赵教授说。
2006年，新疆农业大学缺硕士生导师，赵教授听到消息后，立即辞去兰州大学教授职务，回到了新疆。说起当初的决定，赵教授说：“我能成长为一名真菌分类学工作者，离不开学院的培养和支持，学校现在有了困难，我自然要回来。”
用赵教授的话说，这门课太枯燥，太难讲，许多老师都不愿讲，也不好讲。加之教这门课必须随时到野外采撷标本，发现新的真菌，要查找资料，要找到解决它的办法。这些工作十分枯燥，短期内也取得不了什么成果。所以他退休后一直还站在讲坛上。
“3年前，我因为腿疾严重，走路都很难，才正式从教学一线退了下来。但学生们还是经常来找我看标本，查资料，没有一天离开显微镜，离开真菌。”说起现在的生活，赵教授说道。
说起自己65年的教学经历，赵教授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是：我58岁才入党，还没在工作中发挥共产党员的带头作用呢，怎么能退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