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3万名教职人员加入“离职群”，大规模离职潮要来了吗？
编译｜田瑞颖
在获得美国拿撒勒学院助理教授这一终身教职后仅3年，Michael Chen就选择了辞职。这不是因为他不再热爱教学，或者做错了事，而是实在精疲力竭。
在辞职前的几个月，Chen加入了社交媒体上的一个名为“教授出局”（The Professor is Out）的群组。该组织成立于2020年，成员人数已达到了3.3万，就连它的创始人、作家兼顾问Karen Kelsky也对不断增加的人数感到惊讶。
“教师现在是校园里最不重要的人。”Kelsky直言，目前的教师离职潮甚至没有得到大学的重视，“学校对教师离职的漠不关心，恰恰反映了他们对在校教职工的漠视”。
早在2021年，美国西蒙斯大学副教授Sarah Rose Cavanagh就向大学的领导者们发出警告：警惕教师资源流失。Cavanagh认为，对教授来说，真正重要的资源是时间和金钱，“我真的很担心会出现教师大规模辞职的情况”。
越来越艰难的教学2019年，Chen得到了自己梦寐以求的职务——拿撒勒学院护理与公共卫生系助理教授。这是一个终身教职，尤其是以教学为主责，几乎满足了他的所有期待。
Chen在读研究生时的课程就是让研究人员能够在各种环境下热爱工作，不仅仅是在高校。这也让他在刚入职时，就计划在学校任职的30年，把培养下一代公共卫生专业人才视为自己的使命。
在《高等教育纪事报》资深撰稿人Beckie Supiano看来，近十年对教师队伍来说非常艰难。教师职位不再那么稳定，如果一所大学停办或其某个项目叫停，抑或一个州强制要求对终身教授进行审查，那么，哪怕有终身教职也不保险。
尤其是新冠疫情期间，教师们的教学工作更为困难、压力更大，学生们则需要更多的支持。大多数情况下，学校会不断要求教师们做得更多，但后者几乎得不到额外的回报，甚至得不到基本的认可。
的确，如果疫情没有在Chen刚参加工作后就这么快到来，如果他能得到更多支持，或许最初的梦想就可以实现。但事实恰恰相反。
像很多新教师一样，Chen有很多东西要学习，他在第一学期进展顺利，跟学生们建立了很好的关系。班里最多时有30多名学生，他很喜欢了解这些学生，工作起来精力充沛。
第二学期，疫情来了。Chen与很多教授一样，试图在教学和育儿之间取得平衡。他有两个孩子，一个6岁、一个3岁，而他妻子是一名妇产科医生——不得已在疫情最初的几个星期住在医院。
起初，Chen通过Zoom进行教学，但这种感觉总像是在“向深渊提问”。2020年的一个春日，他利用带孩子在公园玩的间隙，在Zoom上开一场高级研讨会，但小儿子却差点独自跑到街上，“我的学生都听到我扯着嗓子对孩子们尖叫”。
新冠疫情快要结束时，Chen决心要做得更好，他想让课堂更具互动性，也希望能真正地陪伴在学生身边。为此，他特意读了几本有助于在线教学的著作，但情况并没有太大改变，Chen不确定学生们到底学到了什么，好比蒙着眼睛把种子吹到空中，你无法判断哪些在生长。
“我觉得自己是个失败的老师”“我来这里是为了塑造年轻人。”Chen说，“塑造年轻人不仅仅是读课本、做讲座、写论文，而是要培养真实、有意义的关系。”
Chen试图打造一个能够让学生们表达脆弱一面的课堂，他的善良和平易近人，也让学生们更愿意向他倾诉。亲眼目睹学生们各种痛苦的他，总希望能够帮到他们。
“我觉得自己是个失败的老师。”Chen沮丧地说，作为父兄，自己很想保护学生，但这不是他擅长的。
Chen的父母住在多伦多，当时正遭遇严重的健康问题。他的孩子也还小，需要给予很多关注。他研究的课题就涉及父亲的角色，虽然对怎样做父亲有着自己的思考，但他的耐心有限，有时也会对孩子大吼大叫。
一天晚上，正在洗碗的Chen感到一阵心悸，崩溃感瞬间袭来。他决定去找心理医生，在咨询中，他明白了一个道理：你不能给予你没有的东西。
“我觉得自己已经精疲力竭了。”Chen说，他想与年轻人分享自己对公共卫生的热情和知识，帮助他们成为未来的领导者，但实际上却无法提供有意义的帮助。
Chen开始考虑其他选择。2022年，当读博期间的同学前来询问他是否愿意在非营利组织做一些兼职时，Chen同意了，并且乐在其中。意识到还有其他地方也能做好工作后，他在社交媒体上加入了“教授出局”的群组。
